根据2011年9月29日悉尼晨锋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的报导，为了应对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崛起，澳大利亚Gillard政府已经委派前财政部主管Ken Henry撰写一份‘白皮书’(A white paper)，以作为未来十年和之后国家政策的纲领。Gillard总理表示，本世纪亚洲崛起的规模将大于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而且速度会更快。Gillard总理同时表示，澳洲不能再采取‘若无其事’(Business as usual)的态度了。对澳大利亚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崛起将不仅有利于澳州矿业的发展，对其它如制造、农业、教育、旅游、服务等行业，也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毕竟，亚洲中产阶级的崛起将会创造出无数的需求。
然而，同一天的报纸也夹杂着外界质疑澳大利亚是否已经做好迎接‘亚洲世纪’(Asian century)的准备工作。在Australia must learn about its Asian neighbours or suffer 100 years of solitude的文章中，记者Matt Wade认为澳大利亚社会对亚洲的理解远不如对英美的熟悉。很多人可以轻易地叫出美国各州和英国不起眼小镇的名字，可却说不出中国各行省或印度各州的名字。从北大西洋两岸来的财经信息充斥着本地的报纸，可却听不到印尼、菲律宾经济发展的消息。尽管根据很多预测，到本世纪中期时，这些国家都将名列世界前十大经济体。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到了2030年，亚洲国家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将占全球总消费的百分之四十。随着亚洲人的日益富有，他们的需求将从原料移向各种服务，比如观光、教育、金融、商业和专业咨询等。但‘提供原料’和‘提供服务’是完全两回事。而且，类似去年攻击印度海外留学生的事件对澳大利亚面对‘亚洲世纪’是没有帮助的。所以，作者认为若要赶上亚洲崛起的火车，澳大利亚还有待努力。
另一篇文章Fall in study of Chinese a concern更直接指出了澳大利亚迎接‘亚洲世纪’的挑战。记者John Garnaut建议Ken Henry先想办法提升非华裔学生学习中文的人数。尽管越来越多的澳洲学生学习中文，但很多学生到了十一年级就放弃了。主要的原因是中文高考中母语和非母语的界限很模糊，因此，非华裔和华裔学生常常被安置在同一课程里。这样一来，华裔学生觉得中文课程挑战性不够，学不到东西，而这些本来不是没有能力的非华裔学生却难以和华裔学生竞争。
不管作者的观点和观察是否正确，各州参加高考的非华裔学生人数的确很低。以新州为例，每年参加HSC中文Continuers 和Beginners的非华裔学生寥寥无几。这样又如何能帮助澳大利亚的年轻人面对‘亚洲世纪’呢？
事实上，中文教育推广能否成功有很多因素。除了师资以外，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文化的因素。如果一个人不喜欢某一个国家或文化，那他/她怎么会想要去学习那个国家的语言呢？以印尼为例，虽然有很多政界、商界人士不断呼吁社会要重视印尼文教育，要培养精通印尼文的人才，毕竟它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邻国，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澳洲社会(如船民的不断涌来)。但由于报章杂志里充斥着负面的报导，尤其是2005年巴厘岛九人贩毒案 (Bali Nine)和爆炸案 (Bali Bombings)之后，学习印尼文的人数直线下降。
在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里颇有声望的毕继万教授曾经说过：‘中文发展的一个主要关键是教师必须体认到：单纯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不是第二语言教学的目标’(《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p16)。他认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也就是说，学生学习中文不仅仅是为了精通语言（Master the language）而已，而且还要理解中国文化，进而能够和中国人交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帮助澳大利亚面对‘亚洲世纪’的挑战时，中文教师的责任重大。我们当然很难影响政府当局的决策，社会大众对学习中文的态度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但站在中文教育第一线的教师可以扮演一个‘架桥人’(Bridge builder)的角色，帮助更多的澳洲人理解中国文化。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中文教师本身就是一座‘桥梁’，连接着中澳的社会与文化。谁说中文教师的工作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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