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随笔三：从文化的定义看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内容与教学

很多人一听到‘中国文化’(Chinese culture) 这个词语就会联想到五千年中国历史所留下来的‘辉煌成就’，比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孔孟学说、老庄哲学等，或是我们祖先所遗留下来的‘遗产’，如汉字、中医、太极拳等。所以，他们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必须包括这些文化知识。


目前在中国大陆对外汉语教学界里，文化课和文化研究基本上在于教授和探究‘中国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包括历史、传统文化、宗教、文学、汉学、艺术、节日、武术等。从下列的教科书就可以看出这样的思维。

然而，文化涉及的并不只是这些事实 (Facts)或知识 (Knowledge)。根据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毕继万教授的解释，‘广义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狭义是指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也就是说，文化实际上不仅包括了我们‘常见’的语言、生活方式、行为举止和交际方式，而且也包含了我们‘不常见’的交际规则、思维方式、动机、态度和价值观念。下图就是文化内涵最好的诠释 (取自毕教授的《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

其实，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内容已经逐渐在反映国人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了。比如下列的外汉语教学的材料就反映出了这样的趋势。

上列书籍所选文章都是当代议题，能够反映出中国当前社会的价值观，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反思。同时，通过对议题的探讨，传达了一些‘概念’ (Concepts)（如希望工程、退学风、考研热、丁克族等），甚至涉及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可惜的是，它们还是显现出文化本位的心态，而不是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来看待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层面。所以，基本上，并不涉及跨文化交际的范畴。


这样的思路和目前澳洲语言教育的主流观点有点不同。 虽然中澳的语言教育专家都同意语言教学必然涉及文化的层面，但目前在澳大利亚的语言学界里所强调的是‘跨文化的理解’(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它主要的概念是：学习者在学习目的语文化 (Target culture)的过程中，通过和自己文化的比较，得出自己对目的语文化的认知，进而反思自己的文化。也就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 (Moving between cultures)。他们对目的语文化的认知并不只是‘文化知识’的累积，而是通过比较与反思的过程，最后得出自己‘结论’。


这样的理论并不难理解。以我们自己为例，作为一个外来的移民，我们可以算是典型的ESL (英文作为第二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英文的过程中，我们不一定读过很多澳大利亚的‘文化知识’，但我们的确游离在中西文化之间，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理解了西方人（澳洲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交际规则等，进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与应对方式。而在这同时，我们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反思，并理解到中西文化各自的长处与短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澳洲‘跨文化语言教学法’(Intercultural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pproach)的思路及其优点。


‘跨文化语言教学法’是自从 “全澳学校语言教育声明与计划”文件 (The National Statement and Plan for Languages Education in Australian Schools 2005-2008）发表之后，全国一致认可的语言教学法。也是二十年来‘沟通式语言教学法’的一个基本转向 (A fundamental shift in the orientation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beyond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of the last 20 years’ – Jane Orton)。


对于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和如何教授语言中的文化层面，解释最清楚的莫过于澳洲全国语言教学大纲 (Australian Curriculum: Languages)的主要撰写人Scarino教授，以及她在南澳洲大学的同事Liddicoat教授。他们用下列的图表来表达出他们的观点。

两位学者认为文化应该是人们如何生活与彼此沟通共识的一个架构，而不只是单纯知识的集合 (‘Culture’ is not simply a body of knowledge but rather a framework in which people live their lives and communicate shared meaning with each other)。在这幅简明的图表中，两位学者提出了文化内容与学习过程的关系。文化的内容与学习可以是静态或动态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教文化的时候，内容可以是‘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产物与制度’ (如诗词、音乐或科举制度等)，但也可以是一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实践’ (如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或人际关系等)。而学习的方式可以是知道‘事实’(如中国人用筷子、过年时给红包、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等),但也可以是一个‘过程’(如学习太极拳、剪纸，或是与中国人的相处之道，甚至如何评价中国文化等)。



Scarino和Liddicoat两位教授认为最理想的状况应该是：教师应该采用动态式的教学法 (Dynamic approach)。也就是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让他们有机会与异文化的人积极互动 (Active engagement with practices of a cultural group)。


在这次的短短五个星期研究过程中，感觉海峡两岸还是有很多对这个议题有很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可惜由于行程匆促，或没有预先安排时间，无法见到所有想见的专家学者，或者无法深入就‘跨文语言教学法’和专家学者们讨论。希望将来还有机会继续这方面的交流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