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ograms (中文教学计划) - 澳大利亚新州考试与学习委员会的规定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ograms （中文教学计划）是根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考试与学习委员会(NSW Board of Studies)所出的教学大纲编写的。这份完整的教学计划原是为悉尼HSK中心 (Sydney HSK Centre) 的HSK Step by Step 10 Levels项目所写的。现征得悉尼HSK中心的同意，并增订修改，放在网上和大家分享。

每一个经过正规训练的教师都知道，教学计划的撰写是教师教学过程中一个很重要且必需的步骤。它提供教师一个完整的轮廓(Whole picture)，让教师知道要教什么，使用什么教材和策略，期望学生达到什么结果。所以它应该包括详细的教学目标、预定结果、学习内容和教材来源等等。根据新州考试与教学委员会的规定，中文教师必须完成教学大纲所规定的预定结果(Outcomes)。至于教什么单字、如何教、用什么教材，则没有明确的要求。也就是说，新州教育当局信任教师的职业能力与判断，让教师们自己去决定自己的教学计划。对不熟悉这种教育概念和系统的教师而言，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对刚加入这门行业的教师们。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很多教师烦恼的是‘使用哪一本课本’、‘要教什么’。但其实，根据教学大纲的精神，最重要的是要如何帮助学生达到‘预定结果’。所以，理解教学大纲的规定与要求是完成指标的第一步骤。以Stage 4 (Years7-8)和Stage 5 (Years 9-10)为例，教学大纲就明确地说明了必须完成的主要教学内容 (Essential content), 额外教学内容(Additional content)和延伸教学内容(Extension content)。

在主要教学内容里，它规定了学生必须学到的东西(Learn about)和学会的技巧(Learn to)。比如学到了解说话者意图，以及不同情境有不同意思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intention of the speakers and the context in interpreting meaning) ；学会分辨角色以及说话者之间的关係(identify roles of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ticipants in text) 。对一些熟悉传统教学法的教师而言，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另外，教师可根据学生的个别需要提供额外的教学内容。这些内容可利用下列方式实现：

• 提供更多的主题、字汇和句型结构(access to a wider range of themes, topics, vocabulary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 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increased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more advanced communication skills)
• 让学生能够更加了解语言的运作(a deepe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s as systems)
• 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到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enhanced insight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至于延伸教学的预定结果和内容则提供有中文背景的学生，以及有语言天分的非母语组学生发展 Stage 5 以上的语言能力 。其目的是帮助扩展学生的知识、理解和技巧，以培养对中文更广泛的兴趣。

所以，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必须清楚地说明学生应该学到什么和学会什么，而且要考虑到：

• 学生应该理解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Students should develop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 个别学生的学习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Individual learning needs of students should be catered for)

• 能力好的学生应该有机会扩展他们的学习(Extension work should be provided for advanced students)

这份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ograms最大的特色是：

Ø  以新州考试与学习委员会为Chinese K-10 and Stage 6 Chinese Continuers Syllabuses所规定的教学目标与预定结果为基准而设计的

Ø  融合了新州教育部从2003年开始提倡的‘质量教学’ (Quality Teaching)概念原则

Ø  分成7个等级 (Levels)，由40个教学单元 (Units of work) 所组成。每个等级有5-7个单元。每个个别单元计划都包括了学习预定结果、建议学习内容、涉及的社会文化层次、延伸学习内容、教学活动与策略，以及教材来源等

虽然它是针对澳大利亚新州教学大纲所设计的，但由于教学结果的普遍性 (Universality)和有效性 (Effectiveness),它完全适合海外汉语教学(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的环境。作为一份完整且循序渐进的教学计划，它应该也值得新州以外地区的教师们参考。有兴趣的人可链接到：

Level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Level 5

Level 6

Level 7

当‘亚洲世纪’到来时，澳大利亚准备好了吗？

根据2011年9月29日悉尼晨锋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的报导，为了应对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崛起，澳大利亚Gillard政府已经委派前财政部主管Ken Henry撰写一份‘白皮书’(A white paper)，以作为未来十年和之后国家政策的纲领。Gillard总理表示，本世纪亚洲崛起的规模将大于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而且速度会更快。Gillard总理同时表示，澳洲不能再采取‘若无其事’(Business as usual)的态度了。对澳大利亚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崛起将不仅有利于澳州矿业的发展，对其它如制造、农业、教育、旅游、服务等行业，也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毕竟，亚洲中产阶级的崛起将会创造出无数的需求。

然而，同一天的报纸也夹杂着外界质疑澳大利亚是否已经做好迎接‘亚洲世纪’(Asian century)的准备工作。在Australia must learn about its Asian neighbours or suffer 100 years of solitude的文章中，记者Matt Wade认为澳大利亚社会对亚洲的理解远不如对英美的熟悉。很多人可以轻易地叫出美国各州和英国不起眼小镇的名字，可却说不出中国各行省或印度各州的名字。从北大西洋两岸来的财经信息充斥着本地的报纸，可却听不到印尼、菲律宾经济发展的消息。尽管根据很多预测，到本世纪中期时，这些国家都将名列世界前十大经济体。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到了2030年，亚洲国家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将占全球总消费的百分之四十。随着亚洲人的日益富有，他们的需求将从原料移向各种服务，比如观光、教育、金融、商业和专业咨询等。但‘提供原料’和‘提供服务’是完全两回事。而且，类似去年攻击印度海外留学生的事件对澳大利亚面对‘亚洲世纪’是没有帮助的。所以，作者认为若要赶上亚洲崛起的火车，澳大利亚还有待努力。

另一篇文章Fall in study of Chinese a concern更直接指出了澳大利亚迎接‘亚洲世纪’的挑战。记者John Garnaut建议Ken Henry先想办法提升非华裔学生学习中文的人数。尽管越来越多的澳洲学生学习中文，但很多学生到了十一年级就放弃了。主要的原因是中文高考中母语和非母语的界限很模糊，因此，非华裔和华裔学生常常被安置在同一课程里。这样一来，华裔学生觉得中文课程挑战性不够，学不到东西，而这些本来不是没有能力的非华裔学生却难以和华裔学生竞争。

不管作者的观点和观察是否正确，各州参加高考的非华裔学生人数的确很低。以新州为例，每年参加HSC中文Continuers 和Beginners的非华裔学生寥寥无几。这样又如何能帮助澳大利亚的年轻人面对‘亚洲世纪’呢？

事实上，中文教育推广能否成功有很多因素。除了师资以外，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文化的因素。如果一个人不喜欢某一个国家或文化，那他/她怎么会想要去学习那个国家的语言呢？以印尼为例，虽然有很多政界、商界人士不断呼吁社会要重视印尼文教育，要培养精通印尼文的人才，毕竟它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邻国，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澳洲社会(如船民的不断涌来)。但由于报章杂志里充斥着负面的报导，尤其是2005年巴厘岛九人贩毒案 (Bali Nine)和爆炸案 (Bali Bombings)之后，学习印尼文的人数直线下降。

在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里颇有声望的毕继万教授曾经说过：‘中文发展的一个主要关键是教师必须体认到：单纯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不是第二语言教学的目标’(《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p16)。他认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也就是说，学生学习中文不仅仅是为了精通语言（Master the language）而已，而且还要理解中国文化，进而能够和中国人交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帮助澳大利亚面对‘亚洲世纪’的挑战时，中文教师的责任重大。我们当然很难影响政府当局的决策，社会大众对学习中文的态度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但站在中文教育第一线的教师可以扮演一个‘架桥人’(Bridge builder)的角色，帮助更多的澳洲人理解中国文化。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中文教师本身就是一座‘桥梁’，连接着中澳的社会与文化。谁说中文教师的工作不重要？

教‘普通话’和‘汉文’

(这篇文章写于2010年初。是在北京语言大学受教于张朋朋教授后完成的。今年7月29号参加‘汉语老师show’的网上论坛，听了Weifeng Mao老师的简报  -“怎样在小学课程中推进阅读教学”之后，想起了这篇文章。我们相信在海外推广中文教育，我们必须和非母语中文老师合作，共同找出教非母语学生最有效的方法和策略。正如Weifeng所强调的，我们应该关注学习者，而不仅是教学内容。)

                                                                   

 在海外教‘中文’(Chinese)的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觉，以为我们教的是全中国人‘都’使用的通用语（普通话）。事实上，普通话不包括‘汉文’，因为前者是一种‘方言’，就像‘上海话’、‘广东话’或‘福建话’。后者则是大部分汉人都会读写的文字。根据北京语言大学的张朋朋教授，只有18%的中国人母语为普通话，同时，只有48%的中国人会说普通话。‘汉文’是全体汉人共同读写的文章，而且它是‘超时代’的，也就是说现代人用的汉文和古代人用的中古汉文与先秦汉文是一样的（注意，并不是指词语，如电脑、太空船等，而是指汉字）。然而，现代人用的‘普通话’却和中古汉语、上古汉语是不同的。所以张老师的结论是：听说‘普通话’的能力和读写‘汉文’的能力是相对独立的。有人具有语言能力，不具有文字能力，如文盲和盲人。同样的，有人具有文字能力，但不具有语言能力，如会读汉字的日本人或哑巴。因此，严格来说，我们是在教两种能力：听说‘普通话’和读写‘汉文’。如果我们采取‘语文一体’的教学法，那难怪外国人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如果我们采用‘语文分开’、‘语文分进’的教学法，那效果必然会更好。

张教授提出了一张很有意思的图表来证明这个理论的真确性。

这个图表很清楚地说明了现代汉语来自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但前者跟后两者已经没有关系了。 毕竟，古代汉语已经消亡了。也就是说，现代人不讲古代的话了。现代白话文也是来自中古白话文和先秦古文，虽然文体用字完全不同，但它们之间却由汉字串联起来。也就是说，现代人还用着古代人的文字，如“有朋自远方人，不亦乐乎”。所以张教授认为，中国孩子通过学习是可以获得读写古文或文言文的能力的。   

                           

 针对‘语文分进’的原则，张教授提出了两个独特的方法来教‘普通话’和‘汉字’。前者就是所谓的四部教学法；后者就是‘部首三字经’。所谓四部教学法的基本概念是：

一听（听中国人怎么说，表演、看录像等）

二懂（借助翻译、实物、图片等助其认知）

三模仿（借助拼音符号、助其发音）

四操练（要创造多种操练方式，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表演小品等、做猜一猜游戏）- 仿造

基本上，这样的思路和我们在澳大利亚所受的训练没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这儿也强调authentic language, classroom activities, role play, realia, films 和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or students and students等。对于国内较倾向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老师而言，这或许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提法。

在汉文的教学方面，张教授根据他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西方的‘文字表语说’理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是表现语言的）不适用于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因为中国人长期以来使用同一种文字，但说不同的语言（方言）。所以说，汉字如何能表现汉语呢？然而，恰恰因为这种‘文字表语说’造成了人们认为，教中文时应该是‘语文一体’和‘文从语’，而且汉字字形不作为一个独立的视觉符号来教。这样的结果就是‘外国人觉得中文难学’（汉字阻碍了汉语的学习）。因此，张教授主张文字应定义为‘书写文章’的，同时也应定义为‘视觉符号’而不是‘语言符号’。也就是说，‘文字应该定义为书写文章的视觉符号’。基于这样的主张， 张教授提出了‘读古文’能够一举两得地学会看懂汉文（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用汉字写的各种体裁文章的总称）。他认为教外国人学习中文也是可以从这样的角度下手。

原则上，张教授对‘普通话’和‘汉文’的分析，与‘语文分进’的主张，我们是同意的。但是他提出来的‘解药’，比如教外国人古文，我们很难接受。如果说我们这些用了一辈子中文的native speakers都无法完全掌握‘古文’，那对non-native speakers来说，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或许在过程中，有少数的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但大部分的人可能因此而打退堂鼓。

 这样说并不表示张教授的方法一文不值。比如他将部首编成三字经的格式，让学生熟悉基本且简单的部首，而且理解到汉字的组合模式。这和我们一直以来的教法是异曲同工的。通常我们会鼓励学生将一个复杂的汉字解析为‘较简单’的汉字。比如，

                                                 较    →         车、交

                                                 杂    →         九、木

                                                 明    →         日、月

当学生能够将复杂的字（较、杂、明）分解为简单的字（车、交、九、木、日、月）之后，自然就比较容易记住了。而且，当学生和别的字比较时，就能够看出其中的不同，有利于汉字的记忆。比如，较/辆；杂/朵；明/朋 

以上是我们于2010年初在北京语言大学上完张教授三节课的初步想法。各位老师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如何才能有效地教‘汉字’或‘汉文’。不管怎样，张朋朋教授写的一幅对联倒是值得我们这些在海外教中文的老师深思。

                                                 语言一时传

                                                 文章千古在

Future Forum - How will the Asian Century shape Australia’s future? (未来论坛- 亚洲世纪将如何影响澳洲的未来？)

谈到澳洲与亚洲的未来关系时，不可避免地必然会牵涉到语言教育。毕竟，在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或教育的关系时，必然涉及学习他国的语言 (Target languages) 。

由ABC第24电视台所主办的‘未来论坛’ (Future Forum)于八月三日在达尔文举行。这次论坛的题目是：‘亚洲世纪将如何影响澳洲的未来？’ (How will the Asian Century shape Australia’s future?)。这次论坛邀请了许多专家学者参加，包括Hugh White, Katherine Morton, Nicholas Farrelly, Robert Milliner 和Jason Yat-sen Li等人。他们从不同的视角探讨澳洲面对亚洲崛起的因应之道。然后，再由查里斯达尔文大学(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和当地的居民提出问题，由专家学者们解答。虽然题目强调的是‘亚洲世纪’，但整个讨论过程中，重点还是在于‘中国’。涉及的层面包括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语言和教育等议题。


我们鼓励关注中文教育发展的老师多注意这方面的发展。毕竟，这些专家学者的意见会影响澳洲政府的语言教育政策。(点击标题即可链接)

语言教学应该把重点放在学习而不是语言本身(we need to shift from focusing on language to learning)

随着网络科技的进步，人们获取信息(资讯)的能力越来越强，而方式也日新月异。从Google, Wiki, YouTube, Blog, Facebook 到Twitter,信息和知识的传播与获得几乎是在弹指之间。从教育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革命’，也是一种‘解放’。科技的发展，如网络 (Internet)、电子邮件 (Email)、电子白板 (Interactive White Board)、博客 (Blog)和Edmodo等，已经完全改变了教学的方式。对老师和学生而言，这是一种‘数位革命’ (Digital revolution)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学生得到信息与知识的来源已经不再局限于老师和课堂。也就说，学生不一定要依赖学校/老师来‘学习’。对学生而言，这是一种‘解放’（从教育体制中）。那么，老师的角色应该如何定义呢？传统‘传授知识’的观念是否还适用呢？

著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玛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 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 一书中提到一个概念。他认为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就像网络一样无远勿届）的时候，最重要的能力是‘学习能力’。许多工作机会不是数位化、自动化，就是外移去别的国家。所以在这样的世界里，脱颖而出的不只是你懂什么(What)，最重要的是你怎么学 (How)，因为今天你懂的，可能明天就没用了。

另外，佛里曼也引用丹尼·平克 (Daniel Pink)在《新心智：由信息时代走向概念时代》(A Whole New Mind: Moving From the Information Age to the Conceptual Age)里的概念，说明开发右脑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一个信息泛滥、选择过多的世界里，传统上重视的线性 (Linear)思考、逻辑 (Logical)和分析 (Analytical) 能力已经不敷使用了。因为科技正在超越人类的左脑，电脑已经可以做序列 (Sequential)、化约 (等同，Reductive)、计算 (Computational)等工作，而且做得比智商最高的人还要快、好、精准。西洋棋大师卡斯巴洛 (Kasparov)输给电脑，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平克认为在未来的时代里，想要有竞争力，就必须要有high concept (深层次概念)和high touch (替他人着想的能力)。根据平克的解释，所谓的high concept就是“创造出官能美与情感美 (Artistic and emotional beauty)的能力，有办法找出式样与机会(Patterns and opportunities)，说一则动听的故事，想出别人没想过的点子”。而所谓的high touch就是指“替他人着想的能力，懂人情世故的精微 (understand the subtleties of human interaction)，能自得其乐也能为人制造快乐，在人生意义与目标追求上不落俗套” 。其实，high concept 和high touch就涵盖了我们一般所说的创造力 (Creativity)、想象力 (Imagination)和同理心 (Empathy)等能力。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里，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只要Goggle一下，霎那间几乎都可以马上得到答案。表面上看起来，人们越来越有知识，也越来越容易学习。然而，有了信息、知识并不表示头脑开发了。联强国际集团总裁兼执行长杜书伍曾经表示过，网络时代的真实世界里反而产生了一种“信息过多，让人肤浅”的现象。除了信息本身有‘泡沫化’的现象外，信息量过于庞杂让人们无法逐一消化吸收。更不用说很多信息根本是似是而非。所以他认为，一个人的‘质问力’、‘思考力’和‘批判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能力，信息吸收越多，反而越容感到困惑与混淆。

从上述的论说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未来教师的角色，以及未来语言教育的方向：从‘传授知识’走向‘培养学生的思考力和批判力’。这样的思考和新州教育当局的理念不谋而合。根据新州教育部所出版的Quality Teaching in NSW public schools: An assessment practice guide，所谓‘深层次思考能力’有下列特点：

·         是一种将客观的信息和主观的概念糅合在一起，并将其转变成不同的意思和含义的能力 (A task high on higher order thinking requires students to manipulate information and ideas in ways that transform their meaning and implications)

·         只有当学生能够将事实和自己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然后综合、归纳、说明、提出假设，或者得出一些结论、解释时，才表示学生拥有这样的能力 (Students have to combine facts and ideas in order to synthesise, generalise, explain, hypothesise or arrive at some conclusion or interpretation)

·         若能透过上述的过程来操控信息和概念，学生就可以解决很多疑惑的问题，对很多事物也能找到新的意义和理解 (Manipulating information and ideas through theses processes allows students to solve problems and discover new meanings and understandings for themselves)

而凡是熟悉新州中文教学大纲的人都知道，除了一般听说读写的能力以外，语言教学的最后目标和结果是希望学生能够培养个人的观点、看法，以及发展思考与批判的能力(参阅教学大纲的Objectives 和Outcomes)。

因此，面对21世纪全球化时代时，如何帮助学生发展独立思维和批判的能力，以及通过中文教学来拓展学生的世界观，进而培养学生的同理心,一直都是中文教育工作者的挑战。幸运的是，澳洲教育当局以及关心未来发展的有识之士已经为我们提供一个方向。诚如澳洲全国外语课程 (National Curriculum: Languages)的撰笔人Angela Scarino所说，“我们需要把重点放在学习而不是语言本身”(we need to shift from focusing on language to learning)。我们相信这个learning 就是包括学习、思考和批判在内的各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