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语的学习看年轻人的未来

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的普及和全球化的影响，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甚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重要。对年轻人最直接的影响也就是他们的未来，尤其是未来的工作。

九〇年代工厂外移至低工资国家后，很多发达国家的客服、会计、技术咨询、补习，甚至医生诊断脑波的工作，也在21世纪是的最初十年里逐渐外包到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根据悉尼晨锋报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12年初的一篇报导指出，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节省开支，很多银行逐渐将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s)、信用评估 (credit risk officers)和商业分析 (business analysts)的工作外包到低工资的国家。作者Matt Wade 和 Mark Hawthorne在这两篇题为The great bank jobs heist: here today, gone overseas tomorrow  和Sourcing cheaper staff the new growth industry的文章中指出，这种工作外包的趋势在整个澳洲的金融服务业里随处可见。试想，如果银行可以在马尼拉用5000-7800澳币的年薪聘用到一位信用评估员，他们为什么要花60000到80000澳币在澳洲雇佣同样学历、经历，做同样工作的人呢？该文也指出，在悉尼和墨尔本的商业中心，银行和金融界将面临“白领不景气”(white-collar recession)的传言已经有一阵子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近英国教育部长Michael Gove说出“Teach foreign languages from age five” (英国每个五岁或五岁以上的孩童都应该学习一门外语)的话，就不足为奇了。他认为学习一门外语和它的文化是拓展学生同理心、同情心和培养孩子文化观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事实上，学习外语对孩子的脑力帮助很大。学习外语可以增强孩子的脑神经网发展，也就是说可以让孩子变得更聪明。做为英国教育当局最高的负责人，相信Gove先生不仅担心学生的头脑发展，而且也烦恼英国下一代的就业问题。他提出这样的主张，不能不说是很有‘先见之明’。

巧合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最近也刊出了一篇题为Why Bilinguals Are Smarter的文章。作者Yudhijit Bhattacharjee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学习外语不仅有实际就业方面的好处，而且会让人更聪明。他说：“科学已经证明学习另一种语言对头脑有深远的影响。它不只可以增强你的思考能力，而且可以延迟老人痴呆症的到来”。这样的观点和上个世纪很多研究双语教育的结论有异，但晚近的许多研究却证实了它的正确性。


作为海外的中文教师，我们都一直持有类似的观点。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脑神经学的不断进步，我们对这样的看法越来越有信心，而上述作者或学者的观点更证实了外语教育的正当性与重要性。

游学随笔一：从中国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女士的访谈看跨文化的语言教学原则

注：2011年，笔者很幸运地得到新州州长奖学金 (NSW Premier’s Teacher Scholarship)的赞助，于12月下旬前往北京、上海、南京和台北，做了五个星期的短期学习。研究的主题是：

Cultural elements/dimensions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层面) --How to help students achieve cultural outcomes prescribed in K-10 Chinese, HSC Chinese Continuers Stage 6 and HSC Heritage Chinese Stage 6 syllabuses (如何帮助学生达到中文K-10, Continuers和Heritage 大纲有关文化意识的教学预定结果)。

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和台湾‘对外汉（华）语教学’的发展与趋势，尤其是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层面。除了对主题的研究学习之外，我也随笔写下了一些心得。我很愿意在这个博客里和大家分享我的感想，毕竟，这些都是和对外汉语教学有关的议题。


随笔一：从中国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女士的访谈看跨文化的语言教学原则

2011年底，中国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女士接受了两次采访。一次是接受中央电视台CCTV-1《首席夜话》节目的专访，谈'孔子学院与文化走出去'。

诚如节目的介绍：文化“走出去”战略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突出的主题之一。一方面，它是中国经济“走出去”在文化产业发展领域里的必然延伸，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市场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文化走出去战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有形的文化产品，比如电影、翻译作品，包括演出。二是文化服务活动，三是无形的文化价值。相对前面两点，后者是最难的。如何在海外传播和展现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核心价值体系？

如何让文化走出去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在‘教师’。站在第一线的这些海外中文教师是所有海外学习者的中国文化启蒙者。学习者能否正确的认识到中国文化（尤其是它的核心价值），能否对中国文化有兴趣，能否真正地爱上中国文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靠这些中文教师的‘表现’。如果学习者无法从他们身上感受到这个文化吸引人的地方，那再好的教材、设备，效果也是有限的。

笔者曾经听过海外一个中文教师对她的外国学生说：“我从来不买中国货，中国货的质量太差了，都是便宜货”。如果一个中文教师连自己国家的产品都没有信心，那那些外国学习者又怎能对中国产生好感呢？更不要说中国文化了！

教外国学习者唱京剧、中国歌，打工夫、太极拳，或者做中国结、剪纸，当然都是很好的文化传播，但这些只是文化的表层，踏入中国文化圈的第一个台阶。要如何让我们的学生喜欢‘我们’，进而喜欢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更不用说传播和展现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使命了。

在另一次的访谈里：'孔子学院的教与学'，许琳女士再次提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议题。

她说：“文化的走出去并不是单方面的宣扬文化，而是让外国人有兴趣讨论、交流。通过‘空降兵’(对外汉语志愿者)，我们也了解了什么是跨文化，如何克服文化的差异，如何转换话语，了解了外国人的教学法”。在这次的访谈中，她勉励年轻的志愿者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

我觉得，如果要做到像许琳女士所说的 - 年轻人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这个社会就必须要有让年轻人觉得对自己文化骄傲的东西。如果说‘四大发明’是过去的成就，别的文化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那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去特别强调这些过去的光荣。如果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或礼义廉耻是我们伟大的精神遗产，那我们应该‘让’年轻人在现实社会上看到这些传统文化价值的实践例子。如果我们大人们达不到这些标准，那又如何能让我们的年轻人觉得以作中国人为荣呢？

许琳女士认为我们的年轻人应该学习外国人的教学法，但也应该理解自己文化的优点。这个观点和澳大利亚即将出炉的全国语言教学大纲(National Curriculum – Languages) 里的跨文化语言教学 (Intercultural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pproach) 的主张不谋而合 - 在学习别人文化的同时，反思自己的文化。


其实，这一点也是我在这次游学中，希望发掘的一个重点。能够听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最高层的负责人说出这样的观点，也算是一份很大的收获吧。

海外老师如何才能取得澳大利亚新州公立学校的中文教学资格

随着澳大利亚中文教育的蓬勃发展，中文教师需求的日增，越来越多的人考虑加入新州中文教育的行列，尤其是那些已在国内、台湾或香港教过书的人。但苦于英文的生疏，对本地教育制度的不了解，常常不知从何着手。由于我们都是在新州取得教育文凭，而且在公立学校教书多年，所以时常会收到来电（或电邮）询问如何才能取得新州公立学校的教学资格。我们很愿意在此提供我们的经验与建议，希望对想要加入中文教育行列的朋友有所帮助。

根据新州教育部的规定，凡是希望在新州公立学校教中文的人必须要有教育文凭，也就是所谓的‘Diploma in Education’(简称Diped)。当然，它的先决条件是申请者必须要有一个外语（如西班牙文、日文、中文等）的学士学位。然而，每所大学还是有他们特别的规定，包括IELTS的分数等。在海外取得第一个学位的老师，在这儿读完教育文凭之后，可能还需要通过英文测验 (PEAT Test)才能拿到公立学校的教学资格。如果你需要的话，可跟我们联络，或许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澳洲中文教育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参与

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欧美经济的衰退，以及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把澳洲的前途和中国的发展摆上同一个平台上讨论。这个时候，中文教育的发展自然变成一个重要的议题。最近澳洲国家广播公司(ABC)的一个时事论坛节目就反映了这样的趋势。


当然，澳洲中文教育的发展前途是否顺利取决于很多因素。政治家的视野、商界的需求、教育当局的政策制定、家长的认识与支持、学生的兴趣与就业机会，以及教师的培训与努力等都可能影响它的发展。作为中文教育第一线的我们乐于看到更多的人参与这个议题的讨论，因为我们相信当更多的人注意中文教育的发展时，就会产生更大的力量。而当所有的力量汇合在一起的时候，也就会产生质的变化。因此，我们诚挚的希望浏览这个博客的读者们，不管你是学生还是家长，从事中文教育还是别的行业，在澳大利亚还是在别的国家，都能够参与进来，表达你们的想法和意见。这样，一定会产生一些影响的。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述的节目，请链接到Language lessons languish in Aussie schools - ABC 7.30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ograms (中文教学计划) - 澳大利亚新州考试与学习委员会的规定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ograms （中文教学计划）是根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考试与学习委员会(NSW Board of Studies)所出的教学大纲编写的。这份完整的教学计划原是为悉尼HSK中心 (Sydney HSK Centre) 的HSK Step by Step 10 Levels项目所写的。现征得悉尼HSK中心的同意，并增订修改，放在网上和大家分享。

每一个经过正规训练的教师都知道，教学计划的撰写是教师教学过程中一个很重要且必需的步骤。它提供教师一个完整的轮廓(Whole picture)，让教师知道要教什么，使用什么教材和策略，期望学生达到什么结果。所以它应该包括详细的教学目标、预定结果、学习内容和教材来源等等。根据新州考试与教学委员会的规定，中文教师必须完成教学大纲所规定的预定结果(Outcomes)。至于教什么单字、如何教、用什么教材，则没有明确的要求。也就是说，新州教育当局信任教师的职业能力与判断，让教师们自己去决定自己的教学计划。对不熟悉这种教育概念和系统的教师而言，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对刚加入这门行业的教师们。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很多教师烦恼的是‘使用哪一本课本’、‘要教什么’。但其实，根据教学大纲的精神，最重要的是要如何帮助学生达到‘预定结果’。所以，理解教学大纲的规定与要求是完成指标的第一步骤。以Stage 4 (Years7-8)和Stage 5 (Years 9-10)为例，教学大纲就明确地说明了必须完成的主要教学内容 (Essential content), 额外教学内容(Additional content)和延伸教学内容(Extension content)。

在主要教学内容里，它规定了学生必须学到的东西(Learn about)和学会的技巧(Learn to)。比如学到了解说话者意图，以及不同情境有不同意思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intention of the speakers and the context in interpreting meaning) ；学会分辨角色以及说话者之间的关係(identify roles of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ticipants in text) 。对一些熟悉传统教学法的教师而言，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另外，教师可根据学生的个别需要提供额外的教学内容。这些内容可利用下列方式实现：

• 提供更多的主题、字汇和句型结构(access to a wider range of themes, topics, vocabulary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 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increased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more advanced communication skills)
• 让学生能够更加了解语言的运作(a deepe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s as systems)
• 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到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enhanced insight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至于延伸教学的预定结果和内容则提供有中文背景的学生，以及有语言天分的非母语组学生发展 Stage 5 以上的语言能力 。其目的是帮助扩展学生的知识、理解和技巧，以培养对中文更广泛的兴趣。

所以，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必须清楚地说明学生应该学到什么和学会什么，而且要考虑到：

• 学生应该理解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Students should develop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 个别学生的学习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Individual learning needs of students should be catered for)

• 能力好的学生应该有机会扩展他们的学习(Extension work should be provided for advanced students)

这份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ograms最大的特色是：

Ø  以新州考试与学习委员会为Chinese K-10 and Stage 6 Chinese Continuers Syllabuses所规定的教学目标与预定结果为基准而设计的

Ø  融合了新州教育部从2003年开始提倡的‘质量教学’ (Quality Teaching)概念原则

Ø  分成7个等级 (Levels)，由40个教学单元 (Units of work) 所组成。每个等级有5-7个单元。每个个别单元计划都包括了学习预定结果、建议学习内容、涉及的社会文化层次、延伸学习内容、教学活动与策略，以及教材来源等

虽然它是针对澳大利亚新州教学大纲所设计的，但由于教学结果的普遍性 (Universality)和有效性 (Effectiveness),它完全适合海外汉语教学(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的环境。作为一份完整且循序渐进的教学计划，它应该也值得新州以外地区的教师们参考。有兴趣的人可链接到：

Level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Level 5

Level 6

Level 7

当‘亚洲世纪’到来时，澳大利亚准备好了吗？

根据2011年9月29日悉尼晨锋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的报导，为了应对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崛起，澳大利亚Gillard政府已经委派前财政部主管Ken Henry撰写一份‘白皮书’(A white paper)，以作为未来十年和之后国家政策的纲领。Gillard总理表示，本世纪亚洲崛起的规模将大于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而且速度会更快。Gillard总理同时表示，澳洲不能再采取‘若无其事’(Business as usual)的态度了。对澳大利亚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崛起将不仅有利于澳州矿业的发展，对其它如制造、农业、教育、旅游、服务等行业，也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毕竟，亚洲中产阶级的崛起将会创造出无数的需求。

然而，同一天的报纸也夹杂着外界质疑澳大利亚是否已经做好迎接‘亚洲世纪’(Asian century)的准备工作。在Australia must learn about its Asian neighbours or suffer 100 years of solitude的文章中，记者Matt Wade认为澳大利亚社会对亚洲的理解远不如对英美的熟悉。很多人可以轻易地叫出美国各州和英国不起眼小镇的名字，可却说不出中国各行省或印度各州的名字。从北大西洋两岸来的财经信息充斥着本地的报纸，可却听不到印尼、菲律宾经济发展的消息。尽管根据很多预测，到本世纪中期时，这些国家都将名列世界前十大经济体。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到了2030年，亚洲国家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将占全球总消费的百分之四十。随着亚洲人的日益富有，他们的需求将从原料移向各种服务，比如观光、教育、金融、商业和专业咨询等。但‘提供原料’和‘提供服务’是完全两回事。而且，类似去年攻击印度海外留学生的事件对澳大利亚面对‘亚洲世纪’是没有帮助的。所以，作者认为若要赶上亚洲崛起的火车，澳大利亚还有待努力。

另一篇文章Fall in study of Chinese a concern更直接指出了澳大利亚迎接‘亚洲世纪’的挑战。记者John Garnaut建议Ken Henry先想办法提升非华裔学生学习中文的人数。尽管越来越多的澳洲学生学习中文，但很多学生到了十一年级就放弃了。主要的原因是中文高考中母语和非母语的界限很模糊，因此，非华裔和华裔学生常常被安置在同一课程里。这样一来，华裔学生觉得中文课程挑战性不够，学不到东西，而这些本来不是没有能力的非华裔学生却难以和华裔学生竞争。

不管作者的观点和观察是否正确，各州参加高考的非华裔学生人数的确很低。以新州为例，每年参加HSC中文Continuers 和Beginners的非华裔学生寥寥无几。这样又如何能帮助澳大利亚的年轻人面对‘亚洲世纪’呢？

事实上，中文教育推广能否成功有很多因素。除了师资以外，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文化的因素。如果一个人不喜欢某一个国家或文化，那他/她怎么会想要去学习那个国家的语言呢？以印尼为例，虽然有很多政界、商界人士不断呼吁社会要重视印尼文教育，要培养精通印尼文的人才，毕竟它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邻国，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澳洲社会(如船民的不断涌来)。但由于报章杂志里充斥着负面的报导，尤其是2005年巴厘岛九人贩毒案 (Bali Nine)和爆炸案 (Bali Bombings)之后，学习印尼文的人数直线下降。

在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里颇有声望的毕继万教授曾经说过：‘中文发展的一个主要关键是教师必须体认到：单纯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不是第二语言教学的目标’(《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p16)。他认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也就是说，学生学习中文不仅仅是为了精通语言（Master the language）而已，而且还要理解中国文化，进而能够和中国人交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帮助澳大利亚面对‘亚洲世纪’的挑战时，中文教师的责任重大。我们当然很难影响政府当局的决策，社会大众对学习中文的态度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但站在中文教育第一线的教师可以扮演一个‘架桥人’(Bridge builder)的角色，帮助更多的澳洲人理解中国文化。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中文教师本身就是一座‘桥梁’，连接着中澳的社会与文化。谁说中文教师的工作不重要？

教‘普通话’和‘汉文’

(这篇文章写于2010年初。是在北京语言大学受教于张朋朋教授后完成的。今年7月29号参加‘汉语老师show’的网上论坛，听了Weifeng Mao老师的简报  -“怎样在小学课程中推进阅读教学”之后，想起了这篇文章。我们相信在海外推广中文教育，我们必须和非母语中文老师合作，共同找出教非母语学生最有效的方法和策略。正如Weifeng所强调的，我们应该关注学习者，而不仅是教学内容。)

                                                                   

 在海外教‘中文’(Chinese)的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觉，以为我们教的是全中国人‘都’使用的通用语（普通话）。事实上，普通话不包括‘汉文’，因为前者是一种‘方言’，就像‘上海话’、‘广东话’或‘福建话’。后者则是大部分汉人都会读写的文字。根据北京语言大学的张朋朋教授，只有18%的中国人母语为普通话，同时，只有48%的中国人会说普通话。‘汉文’是全体汉人共同读写的文章，而且它是‘超时代’的，也就是说现代人用的汉文和古代人用的中古汉文与先秦汉文是一样的（注意，并不是指词语，如电脑、太空船等，而是指汉字）。然而，现代人用的‘普通话’却和中古汉语、上古汉语是不同的。所以张老师的结论是：听说‘普通话’的能力和读写‘汉文’的能力是相对独立的。有人具有语言能力，不具有文字能力，如文盲和盲人。同样的，有人具有文字能力，但不具有语言能力，如会读汉字的日本人或哑巴。因此，严格来说，我们是在教两种能力：听说‘普通话’和读写‘汉文’。如果我们采取‘语文一体’的教学法，那难怪外国人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如果我们采用‘语文分开’、‘语文分进’的教学法，那效果必然会更好。

张教授提出了一张很有意思的图表来证明这个理论的真确性。

这个图表很清楚地说明了现代汉语来自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但前者跟后两者已经没有关系了。 毕竟，古代汉语已经消亡了。也就是说，现代人不讲古代的话了。现代白话文也是来自中古白话文和先秦古文，虽然文体用字完全不同，但它们之间却由汉字串联起来。也就是说，现代人还用着古代人的文字，如“有朋自远方人，不亦乐乎”。所以张教授认为，中国孩子通过学习是可以获得读写古文或文言文的能力的。   

                           

 针对‘语文分进’的原则，张教授提出了两个独特的方法来教‘普通话’和‘汉字’。前者就是所谓的四部教学法；后者就是‘部首三字经’。所谓四部教学法的基本概念是：

一听（听中国人怎么说，表演、看录像等）

二懂（借助翻译、实物、图片等助其认知）

三模仿（借助拼音符号、助其发音）

四操练（要创造多种操练方式，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表演小品等、做猜一猜游戏）- 仿造

基本上，这样的思路和我们在澳大利亚所受的训练没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这儿也强调authentic language, classroom activities, role play, realia, films 和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or students and students等。对于国内较倾向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老师而言，这或许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提法。

在汉文的教学方面，张教授根据他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西方的‘文字表语说’理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是表现语言的）不适用于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因为中国人长期以来使用同一种文字，但说不同的语言（方言）。所以说，汉字如何能表现汉语呢？然而，恰恰因为这种‘文字表语说’造成了人们认为，教中文时应该是‘语文一体’和‘文从语’，而且汉字字形不作为一个独立的视觉符号来教。这样的结果就是‘外国人觉得中文难学’（汉字阻碍了汉语的学习）。因此，张教授主张文字应定义为‘书写文章’的，同时也应定义为‘视觉符号’而不是‘语言符号’。也就是说，‘文字应该定义为书写文章的视觉符号’。基于这样的主张， 张教授提出了‘读古文’能够一举两得地学会看懂汉文（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用汉字写的各种体裁文章的总称）。他认为教外国人学习中文也是可以从这样的角度下手。

原则上，张教授对‘普通话’和‘汉文’的分析，与‘语文分进’的主张，我们是同意的。但是他提出来的‘解药’，比如教外国人古文，我们很难接受。如果说我们这些用了一辈子中文的native speakers都无法完全掌握‘古文’，那对non-native speakers来说，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或许在过程中，有少数的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但大部分的人可能因此而打退堂鼓。

 这样说并不表示张教授的方法一文不值。比如他将部首编成三字经的格式，让学生熟悉基本且简单的部首，而且理解到汉字的组合模式。这和我们一直以来的教法是异曲同工的。通常我们会鼓励学生将一个复杂的汉字解析为‘较简单’的汉字。比如，

                                                 较    →         车、交

                                                 杂    →         九、木

                                                 明    →         日、月

当学生能够将复杂的字（较、杂、明）分解为简单的字（车、交、九、木、日、月）之后，自然就比较容易记住了。而且，当学生和别的字比较时，就能够看出其中的不同，有利于汉字的记忆。比如，较/辆；杂/朵；明/朋 

以上是我们于2010年初在北京语言大学上完张教授三节课的初步想法。各位老师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如何才能有效地教‘汉字’或‘汉文’。不管怎样，张朋朋教授写的一幅对联倒是值得我们这些在海外教中文的老师深思。

                                                 语言一时传

                                                 文章千古在